2014年12月31日午夜跨年之际，上海黄浦区外滩因聚集游客市民众多而发生推挤踩踏事件，造成36人死亡，49人受伤。2015年1月6日，市长杨雄对踩踏事件道歉。1月21日，上海市政府公布踩踏事件处理结果，黄浦区两位主要领导双双被撤职。当晚，踩踏事故赔偿标准敲定，每位遇难人员家属的救助抚慰金为人民币80万元。其中，50万元为政府救助抚慰金，30万元为社会帮扶金。但是，笔者认为这样的赔付方案并不完善，政府可以做得更好。

　　从最近几年发生的数次大小灾难来看，中国政府大多按照此类“人人平等”的标准进行赔付。例如，四川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，政府对每位遇难者家属的抚慰金额完全一样，都是5000元。2010年11月15日，上海静安区胶州路发生重大火灾，58人遇难。事后，每位遇难人员家属，无论男女、收入、年龄与户籍，均获得政府96万元的等额赔偿。

　　等额赔偿模式，操作方便，但因为完全没有考虑到遇难人员及其家属的需求，并不公平。例如，如果遇难者有子女而且其配偶没有工作或收入很低，八、九十万元可能远远不能保证其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。另外，如果遇难者是单身而且其父母收入较高，同样的赔偿额度可能意义并不大。因此，没有考虑遇难者及其家庭状况的等额赔付，看似公平，实则不公。

　　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，北京师范大学学者张欢、任婧玲和刘倩(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三期)询问了灾区居民对四类救助方式的看法，包括“平等分配”，“按需分配”，“按损失分配”，和“按权力分配”。其中，55%的受访者最认可的方式是“按需分配”，25%认可“平等分配”，认可“按损失分配”的仅为10%。从这份研究来看，等额赔付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。老百姓认可的公平的赔付方式，是“按需分配”。

　　国际上，政府通常采用的赔付方案既有“按损失分配”的因素，也有“按需分配”的考量。以美国“9·11”恐怖袭击为例，政府设立的受害人补偿基金(VCF)，其赔偿额包括经济赔偿与非经济赔偿部分。经济赔偿由受害人年龄、最近收入、剩余工作年限、预期收入等多方因素共同决定，其核心思想是估算受害人未来可能的收入，收入越高，赔偿额度越大。

这部分的赔偿实际上是依据“按损失分配”的原则。非经济赔偿则考虑到受害人家庭的情况。每位受害人25万美元，受害人的配偶和子女每人再增加10万美元。我认为这样的分配模式包含有“按需分配”的思想。笔者认为，“9·11”恐怖袭击赔付中经济赔偿部分并不合理，但其非经济赔偿的思想则值得借鉴。

　　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赔付的额度方面，政府应该考虑“按需分配”的原则，而非简单的“人人平等”的赔偿方式。如果遇难者有赡养的配偶、小孩和老人，政府应该在在每位遇难者80万元赔偿额的基础上，考虑遇难者赡养的人数，予以赔偿。遇难者每多一位被赡养人，即增加一定额度(例如10万)的赔偿金额。这样做，既更好地安慰了遇难者家庭，也比等额赔付，更得民心。（首发新浪专栏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