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，已经超越了英、法、德、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但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，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多重挑战，其中主要的两大挑战是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不均。其实，这两大挑战根出同源，解决收入不均与扩大内需可以同时实现。

中国当前收入不均的严重程度堪忧。根据我们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，调研中中国收入最高的10%家庭，其收入占各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57%；收入最高的5%家庭，其收入占各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4%。而2009年美国收入最高10%的家庭，其收入也只占到总收入的40.6%。其他一些国家该比例更低一些，例如，拉丁美洲国家仅为40%。

收入不均导致消费不足

收入不均的后果之一是阻碍中国经济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型。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，近几年陆续出台了大量促进内需的政策，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、家电下乡制度以及以旧换新制度等。然而就结果来看，这些政策的效果不甚理想，国内消费占比依然很低，我国家庭储蓄率依然居高不下。

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，我国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更多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均。储蓄绝大部分来自富人，穷人很少储蓄。根据我们的数据，收入前10%的家庭储蓄率达60%，储蓄额占当年家庭总储蓄的75%；收入前5%的家庭储蓄率更高达69%，其储蓄额占家庭总储蓄额的62%。相比之下，大约50%的中国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，收支几乎相等。因此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，促进内需的政策效果不甚明显，就收入分配显著不均的背景下，有钱人该消费的，都已经消费了，穷人则没钱进行消费，因此无论什么刺激消费的政策，如果不增加穷人的收入，则不会产生效果。消费不足、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后，都是收入不均在作祟。

收入分配改革

近年来，中国正在广泛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，自2004年开始启动以来，历时八年，可望在年底出台。目前见诸报端的改革思路大抵是“提低、控高、扩中”，具体内容包含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多方面内容。这些方案主要集中于初次分配，比如说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、建立职工工资增长机制等。

对此笔者的看法是：

第一，政府对市场提供工资指导意见将造成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扭曲，直接影响市场效率。

第二，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对低收入群体是不利的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权益，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到何种程度需要慎重。如果盲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，可能会损害而不是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。根据我的相关研究，最低工资每增加10%，企业人均劳动工资将显著上涨0.38%，但企业雇佣人数将整体下降0.59%；对人均资本最低20%的企业，最低工资每增加10%，其人均劳动工资将上涨1.29%，但企业将减少2%的劳动力雇佣。并且，最低工资上升会对企业出口产生影响。最低工资每上涨10%，企业出口额将显著下降1.95%。

第三，利益群体的阻碍。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，已经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群体，在当下中国，他们无疑拥有很大话语权。指望既得利益者削弱自身的利益，很难。即便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得到通过，恐怕实施起来也是阻力重重。

二次分配是关键

笔者认为，合理的政策选择应是，政府成倍增加社保与教育方面的投入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，对降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有着重要作用。

从美国和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，转移支付对降低收入分配不均有很明显的影响。例如，OECD国家通过进行转移支付，对整体的收入不均降低25%，美国实施转移支付前的家庭基尼系数为0.49，而进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降低到0.38，效果也十分显著。美国最低收入的25%家庭在初次分配中的年均收入仅为7600美元，难以维系一个家庭的基本支出，但在转移支付后，其家庭年均收入达到30500美元，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。

同时，在扩大内需方面，政府的转移支付也立竿见影。我的研究就显示，政府在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上每增加1块钱的财政投入，将带动3块钱的居民消费，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资是卓有成效的。

中国的现实情况是，国家财政在社保上的投入偏低。根据2011年的数据看，中央财政在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为573.8亿元，而同期中央财政决算支出总额为1.65万亿元，医疗和社保方面的支出仅占3.5%。同时，人社部胡晓义副部长表示，十年来中央财政在社会保险上的投入累计为1万亿元，而同期中央财政支出约30万亿元，计算可知我国近十年来的社会保险支出比例也在3%左右。相比之下，美国2011年的财政总支出为3.6万亿美元，其中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4.7%、13%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，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未成熟，政府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

首先，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程度较低，同时失业保险参保率也很低，约为30%，保障程度仅为平均工资的17%。政府若能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，为没有养老保险的家庭提供养老保险，为没有失业保险的家庭提供失业保险，那么将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。

其次，中国现在的医疗保险覆盖面虽然很广，但保障程度差别很大。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低，缴费意愿低，能够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少。2011年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仅为26.42%，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为50.2%。若政府能集中将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标准提高到城市的水准，那么将为经济注入强有力的内需。

总之，笔者认为，经济转型和收入分配密切相关。要顺利完成经济转型，政府需在转移支付上增加倍数级投入，以此来减小收入不均，从而成功实现中国经济向消费经济转型的目标。

（作者系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）

发表于《第一财经日报》